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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天地生生之理对人与万物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分别。

如果从第一种解释看，说朱熹开出了横向的知性学说，是不能成立的。但他将穷理之学引向治国平天下的达情之说，却表现出独有的特点。

子曰：‘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对曰：‘然，非与？曰：‘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在认识的意义上，荀子将心比之为天君，一方面有待于天官即各种认识器官提供经验知识，必待于天官之当薄其类。因为情感被认为是主观的、变化无常的，而真理则是客观的、普遍永恒的。性被认为是心之所具，即具于心中之理，心与理虽然不是一物，但理又是心之所固有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首先是作为德性主体而存在的。[6] 对于道的认识，最终是对礼的认识，礼就是理，即人伦物理。

他第一个明确提出，知性是人性的重要方面，并且讨论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问题。这当然不是说，形式并不重要，形式很重要，形式化是中国哲学所面临的任务，只有真正的形式化，才能完全理性化。如何诚意？他顺着《大学》的条目说下来，认为心体上不好直接用功，只能从发动处即意上着力，而诚意之功，又在致知格物。

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，即恶之来源的问题。第三，格物致知不管作何解释（格物之格字，有七十多种不同的解释），都是指修身的方法、手段，或下手处，而不是目的本身。这样看来，自然流行与诚意并不是矛盾的，而是一种辩证的关系。爱曰：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、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、不能弟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。

不能无不善不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结论，不是必然地说，也不是应然地说，而是实然地说，其意是，按照心之本体，其发动应当是善，不能不是善。意之所用，必有其物，物即事也。

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，方知痛。[39]《答董生心意十问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九。可见，意志是不能离开情感的，意志即是情感意志，由情感所决定。怎样理解情感与意志的关系呢？ 很清楚，仁义是从德性上说的，仁义就是人之德性，是先天得来的，这说明人生来就是尊贵的。

[46] 在刘宗周看来，心、意、物都是一件物事，都以意为主宰。情感又是德性的真正内容，德性之所以为德性，是由情感说明的，而不是相反。[23] 这是王阳明系统论述知行关系的重要文字，也是论述意志与实践关系的重要文字。就后者而言，命可以理解为自然界的目的性，但不是泛神论或自然神论意义上的目的性，而是从天道流行、生生不息以及在天为命，人受之为性的意义上说的，是一种自然进化的目的性。

意之所发既无不诚，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？故欲正其心在诚意。是刘宗周第一个将意志与儒家生的哲学直接联系起来，以生意之意为生命意志，并视为心之存在，而不是心之所发，这样就把意志建立在存在论之上，成为独一无二的本体存在了。

志于道也就是行于道，意志和实践是合一不可分的。[28] 由此可见，他在主张心体无善无恶的同时，又认为意是有善有恶的，善恶两种可能性是同时存在的，这实际上否定了善良意志之说。

这一点最重要，也最能代表儒家哲学的基本观点。既是未发，又是已发，不是已发之前存于心中的未发之体。孔子自称他的学说一以贯之，实际上就是以仁贯之。居仁由义，大人之事备矣。如果说，在心体上不可以讲善恶，那么，在发动处、流行处则必须讲善恶，诚意的作用就在于为善而去不善。连牟先生划入横摄系统之巨匠的朱子也都承认明德是说心，而心就是性。

不得志，独行其道[7]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[8]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一方面，意有定向，即有一定的方向、目标，如他所说，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、错杂纷纭之患[22]，在这里，意和志是互通的。

王门倡无善无恶之说，终于‘至善二字有碍。即云意性、意情亦得，意者心之意也，情者性之情也。

但是，如何确立道德的基础？他认为朱子和王阳明虽然各有贡献，但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。刘宗周如此重视并强调的意，其实就是善良意志，这被认为是人的生命的根本，没有比意更重要的东西，也没有在意之上的东西。

如果从命运的意义上去理解，命是一种不可改变、不可逃避的必然性，而这种必然性并不是神所授予的。那么，从情感到意志，则构成儒学理论的另一通道，直接通向生命的最高层，即善和自由。究竟何为意？朱子解释说：意者，心之所发也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，只闻那恶臭时，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，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，鼻中不曾闻得，便亦不甚恶，亦只是不曾知臭。

这是在回答齐王之子的问题时提出的观点，同时也显示了一位士的独立意志。……只因阳明将‘意字认坏，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，仍将知字认粗，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。

[33] 他认为，求良于知，这本身就错了，因为知并不能成为善良意志。天地生生之理、生生之意，是儒家情感哲学与意志哲学的基本前提，刘宗周的哲学也不例外。

工夫到诚意，始有着落处。这样，性理和良知被说成是心之本体，即本然的、本始的存在。

[46]《学言中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一。问题仅仅在于，他是如何解决意志与情感二者的关系问题的。中国没有出现西方式的意志论哲学，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意志学说，而是中国的意志学说采取了不同于西方的表达方式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特点。《大学》提出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理想及其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方法，其中的格物致知之学引起了许多争论，直到当代新儒家还在争论这个问题，特别是牟宗三先生明确提出，《大学》开出了一条向外求知的系统，离开了孔孟道统，并非儒家正宗，后来，程、朱直接继承这一系统，建立了横摄系统的知性学说，成为儒学中的别子为宗，而与纵贯的心学系统相并行。

然知得善，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，知得不善，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，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，是不能致知也。但这种道德理想不是由外在的什么权威来制定的，而是由每个人的内在德性所决定的。

我们在讲到孔子和孟子时，把他们所说的志当作意志来理解，而把他们所说的意当作意见、意念来理解，因为他们尚未赋予意以意志的含义。寂感、有无、隐显等等，都是如此。

总之，未明大道，非认贼作子，则认子作贼。诚意功夫的真正用力之处，在致知与格物，这一点与朱子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都是按照《大学》的顺序说的。